一、菜市场里的最后一泡尿
2005年3月31日，湖南岳阳。
凌晨四点多，天还没亮透，菜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
卖鱼的摊主在往盆里倒水，卖肉的在磨刀，空气中混杂着鱼腥味和早点摊的油烟味。
谁也没注意到，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年轻男人正蹲在角落里吃一碗米粉。
他吃得很慢，眼睛不停地扫视四周。
这个人叫沈波，二十三岁，湘乡县人。
二十二天前，他在长沙一栋别墅里捅了保姆十一刀；
十六天前，他在湘潭一栋别墅里砍了一个女主人三十多刀；十一天前，他在长沙高新区又杀了一个人。
三起命案，三条人命，手段一次比一次残忍。
此刻，他以为自己很安全。
岳阳不是长沙，不是湘潭，他从来没在这里作过案。
他和女朋友从厦门坐火车过来，身上还带着从上一单“生意”里搞到的几千块钱。
他打算在岳阳待几天，等风声过了再往北走。
但他不知道的是，一张大网已经悄悄收了上来。
三天前，衡阳警方通过秘密排查，查出了他女友王美丽的身份信息，进而锁定了他的真实身份。
两天前，省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杨兵权在南岳召开三市联合收网会议，明确了“三市联动、外线出击”的抓捕方案。
就在昨天夜里，岳阳警方在城区所有网吧、宾馆、出租屋布下了暗哨。
沈波吃完米粉，抹了抹嘴，点了一根烟。他看了一眼手机，早上六点十分。
他知道岳阳汽车站旁边有一家网吧通宵营业，这会儿应该刚开门。
他打算去那里坐一会儿，等天再亮一些，就去买票离开湖南。
他站起身，把烟头弹进路边的水沟里，向网吧的方向走去。
他不知道，从他走出出租屋的那一刻，就已经被人盯上了。
二、第一现场：别墅车库前的十一刀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二十二天前。
2005年3月9日，下午两点多，长沙经济开发区。
这是一个高档别墅区，住的都是非富即贵的人物。
其中一栋别墅的主人，是当地一位着名的企业家。
别墅有前后院，院子里种着修剪整齐的灌木，车库能停两辆车，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
那天下午，别墅里只有一个人——五十二岁的保姆桂成秀。
她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对别墅的每一个角落都了如指掌。
那天她像往常一样，先打扫了一楼客厅，然后去后院晾晒衣物。
她不知道，后院围墙外面，有两双眼睛已经盯了这栋别墅有一阵子了。
下午两点半左右，两个男人翻过了后院的围墙。
他们穿着普通的衣服，脚上蹬着廉价的旅游鞋。
他们显然是事先踩过点的，知道这个时间段别墅里人少，也知道后门的锁是老式的，一撬就开。
后门被撬开的声音很轻，但桂成秀还是听见了。她放下手里的活儿，从别墅里面走出来，想看看后门那边出了什么事。
她走到车库门口的时候，和那两个男人迎面撞上了。
距离太近，近到她能看清他们脸上的表情。
没有惊慌，没有犹豫，甚至没有说一句话。其中一个男人从身上抽出一把刀，直接朝她捅了过来。
桂成秀本能地想要躲闪，但根本来不及。第一刀扎进了她的胸口，她整个人往后一仰，撞在车库的门框上。第二刀、第三刀……刀刀都朝要害招呼。
她倒下了，就倒在车库门口，血流了一地。
那两个男人没有看她第二眼，转身进了别墅。
他们翻遍了所有的房间。卧室的衣柜被打开，里面的衣服被扔了一地。
书房的抽屉被撬开，文件散落在桌面上。厨房的橱柜被翻了个底朝天，锅碗瓢盆碎了一地。
他们找到了手机、手表、几百块钱现金，还有一些零碎的首饰。
在书房里，他们看到了一个传真机。这东西虽然不算大，但也不算小，拿出去能卖个七八千块钱。
其中一个男人拿起来看了看，掂了掂分量，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放下了。
“不值当。”他嘟囔了一句，转身走了。
下午三点多，邻居发现别墅后门虚掩着，走过去一看，吓得腿都软了——车库里躺着一个人，浑身是血。
十几分钟后，长沙市刑警支队的警车呼啸着开进了别墅区。
三、矛盾的现场，矛盾的分析
带队赶到现场的是支队长黄元龙。
他从警二十多年，什么样的命案没见过，但走进这个车库的时候，他的眉头还是皱了起来。
地上全是血。桂成秀的尸体倒在车库门口，身上至少有十处刀伤。
法医后来数清楚了，十一刀，每一刀都扎在要害上——胸口、腹部、颈部。刀刀致命，没有一刀是多余的。
“凶手下手很利落。”法医蹲在尸体旁边，一边做记录一边说，“不是那种慌乱中乱捅的，每一刀都很精准。这种人要么练过，要么不是第一次。”
黄元龙没说话，他走到后门那里，看了看被撬开的锁。
锁是老式的弹子锁，撬痕很专业，没有多余的划伤，说明撬锁的人手法熟练。
他又看了看后院的围墙，围墙上明显有攀爬的痕迹，墙根下面有几个清晰的鞋印。
技术部门的人正在提取这些鞋印。他们很快得出了初步结论：两种不同的鞋印，都是廉价的旅游鞋，尺码相近，推算下来，两个人的身高都在一米七左右。
“两个人，一米七左右，年轻男性。”技术人员汇报说。
黄元龙点了点头，这些信息他猜到了。但接下来的信息，让他有点拿不准了。
别墅里被翻得很乱，但这种乱是有规律的——翻动集中在可能藏钱藏东西的地方，比如卧室的衣柜、书房的抽屉、厨房的橱柜。
这说明凶手是有目的地在找值钱的东西，不是在胡乱破坏。
但问题来了：凶手翻遍了整栋别墅，最后拿走的只有手机、手表、几百块钱现金和一些零碎的首饰。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撑死了也就值个两三千块钱。
他们杀了一个人，就为了这点东西？
更让黄元龙想不通的是书房里那个传真机。这东西值七八千块钱，不算太大，一个人就能搬走。
凶手明显注意到了它——一个传真机上有明显的手印，说明有人拿起来看过，但最后还是放下了。
“他不拿这个，说明他只拿好带的东西。”一个刑警分析道，“这种人应该是流窜惯犯，随时准备跑路，不会带大件。”
这个分析有道理。但另一个现象又让这个分析站不住脚——凶手在别墅里翻动得很彻底，说明他们对这栋别墅的布局并不熟悉。
如果是有预谋的针对性作案，他们应该知道钱放在哪里，不至于满屋子翻。
专案组当天夜里就组建起来了，代号“3·9”。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十几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桌面上摊着现场照片、勘查报告和初步的走访材料。
大家争论的焦点只有一个：这案子到底是不是有目标的？
“我觉得是流窜作案。”一个老刑警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这种手法、这种心理素质，不是新手能有的。
你看他们翻墙、撬锁、杀人、翻东西，整个流程一气呵成，明显是干过多次的。
而且他们不拿传真机，说明他们随时准备跑路，这不就是流窜犯的特征吗？”
“我不同意。”另一个刑警把一张照片推到桌子中间，“你们看看这个——现场有伪装。
凶手杀了人之后，还花时间对现场做了伪装处理。
如果只是为了抢钱，杀了人赶紧跑就行了，为什么要花时间伪装？这说明他们是有预谋的，而且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伪装也可能是为了拖延我们发现的时间。”
“那他们为什么不把传真机拿走？七八千块钱的东西，说放下就放下？”
争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谁也说服不了谁。
黄元龙一直没有表态。他在看另一份材料——走访笔录。
有一页记录了一个邻居的证言：案发当天下午，邻居曾在自家阳台上看到两个人在别墅后院洗手，举止非常自然，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洗手？”黄元龙抬起头，“他们把洗手说成什么了？”
“就说看到两个人在后院水龙头那里洗手，洗完还甩了甩手上的水，然后从后门进去了。”
负责走访的刑警说，“邻居以为他们是别墅的客人，没太在意。”
黄元龙把这段笔录看了两遍。
一个正常的抢劫犯，杀了人之后，第一反应应该是跑。
即使手上有血，也应该是随便擦一擦就跑，不可能大摇大摆地走到后院的洗手台那里，从容地洗手，洗完还甩甩手，再转身进屋。
要么是心理素质极强，强到杀人之后跟没事人一样。
要么，就是他们根本没把杀人当回事。
无论哪种可能，都意味着这是一对极其危险的人物。
“两个方向都别放弃。”黄元龙最后拍板，“一方面，在受害者周围做大量调查，看看有没有什么仇怨、债务或者其他可能的人际关系。
另一方面，在星沙地区——警犬追丢的地方——搞地毯式排查。两条腿走路，哪条都不能松。”
散会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刑警们收拾东西往外走，有人掏手机给家里打电话，有人往嘴里塞饼干。
明天一早，几百号人就要撒出去。像大海捞针一样。
四、出租车上的三件赃物
3月13日，案子有了第一个突破。
其实说起来也简单——专案组在排查的时候，把案发时间段内经过别墅区附近的所有出租车都列了出来，一个司机一个司机地走访。
这活累人，但必须做。谁也不知道凶手是怎么来、怎么走的，出租车是其中一种可能性。
走访到第六天的时候，一个司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个司机姓刘，三十多岁，开了五六年出租车。3月9号那天他确实上班了，而且确实在案发时间段内路过别墅区附近。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对他的出租车进行秘密检查的时候，警方在他车后座的一个缝隙里，发现了一部不属于他的手机和一个不属于他的手表。
这两样东西，和别墅里丢失的物品特征高度吻合。
“这个手机和手表，你从哪来的？”侦查员拿着东西问他。
刘师傅愣了一下，然后想起来了：“哦，这是前几天拉的一个客人落下的。三个人，两男一女，在星沙那边上的车。”
“哪天？”
“3月9号，下午四点左右。”
侦查员的心跳加速了。3月9号，下午四点，星沙地区——这正是案发时间和警犬追丢的地点。时间和地点都对上了。
“你仔细说说，那三个人长什么样？”
刘师傅回忆了一下，说得挺详细。两个男的都是二十出头，一米七左右，穿得不怎么样，看着就像社会上的小混混。
女的大概十八九岁，长得还行，但一看也不是正经人。三个人上车之后，说的都是湘潭、湘乡那边的口音。
“他们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记不太清了，反正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小偷那种。东张西望的，说话也不避人，说什么‘这趟值了’、‘赶紧走’之类的话。”
刘师傅想了想，又补了一句，“对了，其中一个人问我，去汽车南站要多久。”
汽车南站。
侦查员立刻把这个信息传回了专案组。
专案组当即调取了汽车南站3月9号及之后几天的监控录像，同时安排了画像专家，根据刘师傅的描述给其中一名案犯画了模拟画像。
画像出来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男人，国字脸，浓眉，眼神凶狠。
但接下来的事情让人泄气——监控录像里，没有出现过和画像相似的人。
排查也没有得到任何新的线索。案犯是在汽车南站落脚，还是只是在那里转车？没有人知道。
唯一的好消息是，出租车司机对那三个人言谈举止的描述，进一步印证了专案组最初的分析：
这是一伙流窜惯犯，心理素质极强，手法老练，而且很可能不是第一次作案。
“串并案，马上搞串并案。”黄元龙对手下的人说，“这种人不是第一次动手，那就肯定不是最后一次。我们要把全省范围内近期发生的、手法相似的案件全部调出来，一个一个地比对。”
这又是一个大海捞针的活儿。全省这么大，每天发生的刑事案件数不胜数，要从里面找出和“3·9”案相似的，无异于沙里淘金。
但专案组的人都知道，这是唯一的办法。
五、湘潭的血案：三十多刀的厨房屠杀
串并案的工作还没出结果，新的命案就来了。
3月14日下午四点，湘潭市易俗河地区，一栋私家别墅。
女主人一个人在厨房里准备晚饭。她不知道的是，有人已经翻墙进来了。
别墅的门窗完好无损，锁也没有被撬过的痕迹——这说明案犯是趁人不注意的时候，直接从大门进来的，或者是从某个没关好的窗户翻进来的。
等女主人意识到厨房里多了一个人的时候，刀已经落下来了。
一刀，两刀，三刀……
她试图反抗，试图呼救，但厨房太小，她根本跑不出去。凶手像是疯了一样，一刀接一刀地砍下去，直到她彻底不动了。
法医后来清点了伤口——三十多刀，遍布全身，但主要集中在头部和上半身。厨房的墙壁上、地板上、灶台上，到处都是血。
凶手杀了人之后，在别墅里翻了个遍。他拿走了手机、首饰，还有一些零碎的值钱物品。临走的时候，他还顺手带走了死者孩子的身份证。
“为什么拿身份证？”湘潭重案二大队的大队长袁立生在勘查现场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拿身份证有什么用？卖？还是说，他打算用这个身份证做点什么？
袁立生把现场情况和“3·9”案放在一起比对——作案时间都是下午，目标都是高档别墅，手法都是翻墙入室、见人就杀、翻遍全屋，连拿走的东西都差不多，都是手机、首饰这些便于携带的物品。
唯一不同的是，“3·14”案比“3·9”案更残忍。三十多刀，比十一刀多了三倍。凶手的凶残程度，明显在升级。
袁立生拿起电话，打给了长沙。
“黄支队，你们那个案子，我这里有个很像的。”
六、被忽略的“小案子”
3月18日，省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杨兵权赶到湘潭，主持召开了“3·9”和“3·14”的并案会议。
杨兵权是湖南刑侦界的老将，办过张君系列抢劫杀人案，办过香港陆羽茶室杀人案，经验老到，眼光毒辣。
他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面前摊着两个案子的现场照片和勘查报告，一张一张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看了将近一个小时，他才抬起头。
“这两个案子，是一个人干的。”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笃定，“手段、工具、流程、心理痕迹，都高度吻合。并案。”
会议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变了。之前大家心里都有数，但谁也不敢把话说死。现在省厅的“大拿”拍了板，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也仅仅是松了一口气而已。
并案意味着案件升级，意味着投入更多的警力、更多的资源，同时也意味着压力更大。两个案子，两条人命，现在压在了一拨人身上。
“接下来怎么办？”黄元龙问。
杨兵权没有直接回答。他指着一份材料说：“你们看这里，‘3·14’现场提取到了一枚比较清晰的鞋印，和‘3·9’现场的鞋印是同一品牌的。
这说明什么？说明案犯没有换鞋。一个流窜作案的惯犯，犯了两起命案还不换鞋，要么是粗心，要么是根本没把警方放在眼里。不管是哪种，都说明这帮人还会再作案。”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所以现在最要紧的不是排查，是时间。”杨兵权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拿起记号笔画了一条时间线，“
3月9号第一起，3月14号第二起，间隔五天。如果这个周期成立，下一个五到七天之内，第三起就可能发生。”
他转过身，看着在场的所有人，“我们没有时间了。”
会议结束后，黄元龙走出会议室，站在走廊上抽了一根烟。杨兵权的话让他心里沉甸甸的。
五天一个周期，现在已经过去四天了，下一个案发时间可能就在明天或者后天。
他把烟头掐灭在窗台上，刚转身准备回办公室，手机就响了。
“黄支队，出事了。长沙高新区，一栋别墅，又发现一具尸体。”
黄元龙的手顿了一下。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下午四点半。
半个多小时前，杨兵权还在会上说“下一个五到七天之内”，话音刚落，第三起就来了。
七、三案并一：杨兵权的心理痕迹分析
第三起命案的现场，和前面两起如出一辙。
别墅，下午，翻墙入室，见人就杀，翻遍全屋，拿走手机和首饰。甚至连凶手下刀的手法都一样——快、准、狠，没有多余的伤口。
但这一次，凶手犯了一个错误。
在翻动现场的时候，其中一个人不小心留下了一枚清晰得不能再清晰的指纹。
技术部门提取到这枚指纹的时候，整个专案组都兴奋了——指纹是比任何线索都铁的证据，只要案犯有前科，库里有记录，就能直接锁定身份。
可问题是，指纹入库一比对，查无此人。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要么是没有前科，要么是有前科但没留指纹——后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现在的指纹采集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既然查不到指纹，那就从别的方向突破。”杨兵权再次召集专案组开会，“现场有翻动，说明他们在找东西。
但他们不拿大件，只拿手机、首饰这些随身物品。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是流窜的，没有固定的窝点，不能携带大件物品。”
“另外，你们注意到没有，三起案子都发生在下午。为什么是下午？因为上午人们都在家，晚上容易惊动邻居，下午这个时间段，上班的上班，出门的出门，别墅里人最少。
这说明案犯是经过观察和思考的，不是随机乱撞。”
“还有，他们每次作案都是两个人，配合默契，一个人控制现场，一个人翻东西。这种配合不是临时搭伙能做到的，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应该不短。”
杨兵权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在白板上写了几个字。
“流窜、年轻、有前科、两人以上、可能有女性同伙。”
前三个特征是从现场分析出来的，后两个特征是从出租车司机和邻居的证词里推出来的。
邻居见过两个人，出租车司机见过三个人——两男一女。那个女人很可能没有直接参与杀人，但一定知情，甚至可能参与了踩点或者销赃。
“我们现在要做几件事。”杨兵权转过身，面对所有人，“第一，把所有出城的路都卡死，车站、码头、高速路口，一个都不能漏。
第二，全省范围内排查有盗窃、抢劫前科的年轻男性，重点放在湘乡、湘潭、衡阳这几个地方。
第三，串并案工作不能停，要把所有类似的案件都串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线索。”
会议结束后，专案组兵分几路，日夜不停地运转。
但杨兵权心里清楚，光是卡口和排查是不够的。案犯流窜作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很可能已经离开了长沙和湘潭。
他们需要一个支点，一个能让整盘棋活起来的支点。
这个支点，来自一个被忽略的“小案子”。
八、袁立生的直觉：一份被遗忘的卷宗
3月18日的并案会议上，湘潭重案二大队的袁立生一直没有怎么发言。
不是他没话说，是他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会议室的桌子上，除了“3·9”和“3·14”的卷宗之外，还摆着几份其他案件的资料。袁立生随手翻了翻，突然被其中一份吸引了注意力。
这是一份3月4日的案卷。地点也在易俗河，但不是别墅，而是一家小诊所。卷宗上写着：
两名男性案犯，上午到诊所治疗时与医生发生口角，下午再次折回，持刀将医生砍伤，抢走了手机等物品。
没有死人。所以这份案卷没有出现在正式的并案名单上。
但袁立生注意到一个细节——案犯下午折回的时间，是四点多。和“3·14”案的时间几乎一样。而且，案犯的年龄描述也是二十出头，一米七左右。
“会不会是同一伙人？”袁立生当时就在心里犯嘀咕，但他没有在会上提出来。一来没有确凿的证据，二来案卷上没有提到有命案，贸然并案可能会把调查方向带偏。
但他还是留了个心眼。
散会后，袁立生找到负责“3·4”案的民警，把卷宗借了出来。
他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越看越觉得有戏——时间对得上，地点对得上，人员特征对得上，连作案手法都有相似之处。
诊所案虽然没死人，但案犯那种“上午踩点、下午动手”的模式，和别墅案的“下午作案”高度吻合。
“给我查。”袁立生对组里的人说，“就从这个诊所案查起，找到那几个案犯的落脚点。”
3月20日，调查取得了突破。
通过走访案发诊所附近的商户，警方找到了一个摩的司机。这个司机说，3月4日那天，他确实拉过两个年轻男人，从诊所附近到一个出租屋。
在摩的司机的指引下，袁立生找到了那间出租屋。
房东说，确实有两个人租过这间房子，一男一女，但几天前已经搬走了。房东翻出登记本，上面写着一个名字：王美丽。
“王美丽，女，十八岁，湘潭县人。”
袁立生拿到这个名字，立刻让人去查。同时，他把王美丽的照片打印出来，拿给“3·4”案的医生辨认。
医生看了一眼照片，脸一下子就白了。
“就是她。烧成灰我也认得。”
袁立生的心跳加快了。王美丽十八岁，符合出租车司机说的“两男一女”中的“女”。那么和她在一起的“一男”，很有可能就是案犯之一。
继续往下查。
王美丽的社会关系很快被理清了。和她关系最密切的是一个叫沈波的年轻男人，二十三岁，湘乡县人。
袁立生调了沈波的档案，发现此人有前科——曾因盗窃罪、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3年年底减刑释放。
有前科，刚出狱一年多，正是最容易再作案的时候。
袁立生把沈波的照片混在其他几张照片里，再次拿给“3·4”案的医生辨认。
医生只看了一眼，手指就发抖了。
“就是他！那天就是他动的手！”
袁立生握着照片的手也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兴奋。他终于找到了，找到了这盘棋的支点。
九、南岳会议：三市联动
3月25日，衡阳南岳。
杨兵权在这里召集了长沙、湘潭、衡阳三市的刑警主力，召开了一次收网前的部署会议。
会场的氛围和之前的会议完全不同。之前是分析、争论、推测，现在是行动、部署、落实。因为专案组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沈波和王美丽。
“三市为三个战区。”杨兵权在白板上画了一张地图，“每个战区的线索，每个战区的情况，由各市的局长负责。
如果需要跨市行动，必须向省厅报告。我在衡阳坐镇，你们随时汇报进展。”
他停顿了一下，环顾全场。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伙什么样的罪犯。
三起命案，三条人命，作案周期越来越短，手段越来越残忍。如果让他们继续流窜下去，还会有人死。
所以我不跟你们说‘尽量’、‘争取’，我跟你们说‘必须’。必须在他们动手之前，把人抓住。”
散会后，杨兵权把衡阳的骨干留了下来。
“沈波的女朋友王美丽是衡阳人，他们最有可能藏匿在衡阳。
你们要以衡阳为主战场，把所有的宾馆、出租屋、车站、码头，全部查一遍。秘密进行，不要打草惊蛇。”
衡阳警方随即行动起来。几百号人撒出去，每一个宾馆的登记记录、每一个出租屋的租客信息、每一条可能和沈波、王美丽有关的线索，都被一一核查。
3月27日，线索来了。
衡阳警方通过排查发现，沈波和王美丽在几天前已经离开了湖南，去了福建厦门。
“厦门？”杨兵权皱了一下眉，“他们跑得倒是快。”
但他的眉头很快又舒展开了——跑得快，说明他们心虚。心虚，就会犯错。
“马上联系福建警方，请他们协助排查。”杨兵权下令，“同时，湖南这边不能松，他们可能还会回来。特别是岳阳、常德这些地方，也要布控。”
十、岳阳网吧：疯狗落网
3月30日，岳阳。
一个叫“新时空”的网吧里，一个年轻男人正趴在电脑前打游戏。他旁边的座位上，放着一个双肩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些什么。
这个人的身份证是假的，名字是假的，但那张脸是真的。
岳阳警方接到线索后，立即布控。他们查到这个人在网吧包夜已经三天了，每天白天睡觉，晚上上网，偶尔出去买个盒饭，然后继续回来。
他的行为模式非常规律，像是一个没有目的地、没有计划的人。
3月31日凌晨四点多，岳阳警方将网吧的周边全部布控完毕。内外三层防线，连菜市场的小巷子都安排了便衣。
穆青剑是长沙支队的一名刑警，从“3·9”案发到现在，他已经二十多天没回家了。此刻他正蹲在网吧对面的一辆车里，眼睛死死盯着网吧的门口。
“他会不会出来？”旁边的同事小声问。
“不知道。等。”
早上六点，网吧开门了。但沈波没有出来。
六点半，七点，七点半……还是没有动静。
穆青剑心里开始打鼓了。是不是情报有误？还是他已经从别的出口跑了？
“外围的人注意，他可能已经出来了。”穆青剑对着对讲机低声说。
话音刚落，对讲机里传来一个声音：“发现目标！在菜市场！他在买早餐！”
穆青剑一下子坐直了身体。
“别动，让他买。等他走到人少的地方再动手。”
但沈波比他们预想的要警觉。他买完早餐，没有回网吧，而是拎着袋子在菜市场里七拐八拐，像是故意在绕圈子。
菜市场里人多路杂，巷子纵横交错，便衣们跟了他几圈，差点跟丢。
十几分钟后，沈波拐进了一条小巷子。巷子很窄，两边都是老旧的居民楼，这个时间点没什么人。
“机会来了。”穆青剑和岳阳分局的一个叫杨浩的干警对视一眼，两人默契地从巷子的两头包抄过去。
沈波走到巷子中间的时候，感觉到身后有人。他猛地一转身，和穆青剑打了个照面。
四目相对。
沈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他甚至没有跑，就那么站在原地，一只手慢慢往腰间摸去。
穆青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三起命案，全都是用刀杀的。沈波身上不可能没有凶器。
“别动！”穆青剑大喝一声，一个箭步冲上去，从背后死死箍住了沈波的胳膊，把两只手紧紧锁住。
“咔嚓”一声，手铐合拢了。
沈波挣扎了两下，发现挣不开，身体突然一软。
“我是长沙的。”穆青剑在他耳边说。
沈波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奇怪，“你们长沙的？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找我。”
穆青剑没有接话。他把沈波押出巷子的时候，闻到一股尿骚味。低头一看，沈波的裤裆全湿了。
这个杀了三个人的恶魔，在被抓的那一刻，尿了裤子。
后来沈波在审讯室里交代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让在场的所有刑警都沉默了。
“反正抓了就是死，就这么回事了。我是相信报应的。”
但他又说了一句让人脊背发凉的话：“如果不是你们先抓到我，我还会再动手的。我手上已经有三条命了，不在乎再多几条。”
尾声
沈波落网后，他的同伙——另一个主犯也很快被抓获。
在审讯中，他们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三起别墅抢劫杀人案，以及另外几起尚未造成命案的抢劫案，全部是他们所为。
他们的作案逻辑简单得令人发指——找有钱人的房子，趁人少的时候进去，见人就杀，拿了东西就跑。
之所以不拿大件物品，是因为他们随时准备跑路，带着大件不方便。
至于为什么每次都要杀人，沈波的回答是：“不留活口，就不会有人认出我们。”
他以为杀了人就不会有人认出他，但他忘了，刑警的眼睛，比活口的眼睛更毒。
2005年的那个春天，长沙、湘潭、岳阳三地的刑警们在二十多天里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没吃过一顿安稳饭。
他们像上紧了发条的机器，日夜不停地运转。
他们在案发现场一寸一寸地勘查，在街头巷尾一家一家地走访，在监控录像前一帧一帧地辨认，在抓捕现场一秒一秒地等待。
他们抓住了那条疯狗。
但直到很多年以后，参与过这个案件的老刑警们偶尔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还会提起那个下午——2005年3月9日下午，长沙市经济开发区那个别墅车库里，五十二岁的保姆桂成秀倒在血泊中，身上十一处刀伤，刀刀致命。
“如果当时我们慢了一步，可能还会有第四起、第五起。”黄元龙端着酒杯，沉默了很久，“但我们没给他机会。”
窗外，长沙的夜色安详而平静。
没有人知道，这份平静的背后，是多少人用多少个不眠之夜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