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玺入资后的几个项目，在一月之前陆陆续续落定了。
第一个中德文化交流展定了四月在中国开展，后面跟进的好几个项目也走完了基本流程。
诺万的账面上，利润率比上半年翻了一截，马丁看着季度报表的时候坐在办公室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他没有跟任何人说太多，但心里清楚这个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
那之后他又招了六个人，两个负责项目执行，两个做客户对接，还有两个是专门处理跨国沟通的协调岗。喻音为了避嫌，只要是千玺参与的项目她都婉拒当负责人，还是做着公司里大部分的翻译工作。
马丁的办公室也扩了一间，就在原来的隔壁，推掉中间那堵墙之后连成了一个更大的空间，新工位排得整整齐齐的，靠窗的位置摆了几盆绿植。
梁言没有常驻在公司。他每周会去一两次，大部分时候是中午过了饭点到，待上一两个小时就走了。
他在诺万没有固定的工位，但马丁给他留了一间小的独立办公室，不大，靠走廊尽头，窗户朝北，能看到对面楼的屋顶。
梁言去了也就是坐一坐，有时候跟马丁聊几句项目上的进展，有时候翻一翻新到的合作意向邮件，有时候什么也不做，就在那把椅子上靠着看窗外发一会儿呆，然后起身接孩子去。
但他在法兰克福行业内的名声，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要扩散得更快一些。
起初只是一些细节，某个行业活动的邀请名单上，他的名字第一次和马丁并列出现在“合作伙伴”那一栏。某次晚宴上，同桌的人在被介绍给他的时候，对方的表情里多了一层“久仰”的分量。有几封发到诺万的合作询价邮件里，开始有人直接写上“请转交梁先生。”
从前几个月前“听说是北京那边来的投资人”的模糊印象，慢慢变成了圈子里大家都能叫得出名字的存在。
有两次梁言在参加行业活动的时候遇到了之前没见过的人，对方主动走过来自我介绍，握手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听说过你们公司最近做的那个项目”或者“我知道您是北京千玺传媒集团的董事长。”
他听着那些话，点了点头，依然谦逊地说道：“这边的项目都是马丁带着团队在做的，我只是从旁协调了一下。”
不是刻意的谦虚，也不是多余的解释，他在这个行业里的定位跟以前在北京有很大的区别。
在北京，他是千玺的负责人，处于中心位置，大多数事情要由他来定方向。但在法兰克福，他是投资人，也是马丁的合伙人，他觉得自己不需要站在最前面接受所有的目光。
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把主导权留给了马丁，对外介绍的时候说项目是诺万团队做的，说马丁的执行力是行业里不多见的。他觉得自己三年后就要离开回北京去，离开之后诺万还是要独立运转的，他能做的就是自己在这里的这段时间里，给马丁留下足够的支撑和缓冲，用一个个的大型项目案列帮他搭建起更高层的资源和人脉关系，等他走了，那些关系会因为诺万已经有足够的实力，还能留得住。
马丁有时候不知道梁言在背后让给了自己多少空间。他只知道每次一起出席活动，梁言跟人聊完之后，总会在某个节点把话题引到马丁这边，说“具体执行层面的情况马丁比我更清楚”或者说“这件事最终还是要看马丁的时间安排。”
几次下来，别人也慢慢习惯了跟马丁直接对接，不会再跳过他去找梁言。
马丁自己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没挑明了说，只是在每次被推到台前的时候，他偶尔也会下意识地转头看一眼梁言的方向，确认他在那里。梁言通常就站在不远处，端着杯水跟别人聊什么，看不出是在刻意维护马丁的信任感，还是只是在做自己习惯的事。
进入二月之后，行业里的活动变多了，梁言参加了一些，也推掉了一些。他不是所有邀请都接，有些只是普通的同业聚会，去了也没什么实际的内容，他就不去。有些是对方级别到了或者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他会安排出时间来。
时间一久，圈子里也大致摸出了他的风格，他不是那种到处参加活动的社交型人物，但他出席的时候说话和做事的分寸都有一定的标准，让人觉得这个人可以放心地谈事情。
有一次他在一个晚宴上遇到了之前那个在幼儿园欺负梁政屿的小孩的父亲，那个中年德国男人。
他远远地看到梁言之后犹豫了一下，然后端着酒杯走了过来。
他站在梁言旁边，先是简单打了个招呼，然后说起来最近听说诺万在法兰克福会展圈子里动作不小。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比第一次见面时好了很多，甚至还提到了自己公司最近也在考虑拓展一下跨境业务。
说完这些之后他没有立刻走开，站在旁边多待了片刻，像是在等梁言多聊几句或者留点什么联系方式的暗示。
梁言没有顺着他的话头深谈业务方向，只是说如果马丁这边有合适的合作机会，到时候可以跟马丁沟通。
对方听了也就没再多说，识趣地站了一会儿之后端着酒杯去了别桌。
那天晚上回到家之后，梁言换好衣服在客厅坐了一会儿，梁政屿已经睡了，喻音正靠在沙发另一头翻手机。
梁言开口跟她说起了今晚在晚宴上遇到那个人的事，他说那个人的态度跟之前完全不同了。喻音抬头看了他一眼，问：“那你打算以后同意马丁跟他合作吗？”
梁言想了一下说：“看不上他这种人的人品，大概率不会。”
他说的是大概率，不是绝对。
喻音听了这个回答也没再追问，她知道梁言处理这种人和事的习惯，他不会因为对方态度变好就立刻调整立场，但他也不会因为之前的事就永远把路堵死。他通常会留给对方一段观察期，让对方自己去证明行动和态度是否一致，而不是根据一次示好就做出回应。
过了几天梁言在诺万的办公室翻邮件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合作意向的邮件，一家他没有接触过的本地公司表示想就某个下半年的项目展开初步沟通。发件人栏里是一个他不认识的名字，他看了看来信的内容和落款信息，回复的时候抄送了一份给马丁。
回复的内容很简洁，意思大概是这个方向马丁那边可以安排时间当面谈，细节直接跟他对接就行。然后他合上了电脑，看了一眼窗外法兰克福下午灰白色的天光和对面屋顶上残存的雨痕，收拾了一下桌面上的东西，拿起外套出了门。
回去的路上他路过一家卖热红酒的摊位，停下来买了一小杯。站在街边喝了一口，肉桂和橙皮的味道在喉咙里化开，很暖和。
他看着街对面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夫妇正蹲下来给孩子整理围巾，行人从他们身边经过时都会稍微绕一下，给他们留出一点空间，街上的人群三三两两的，各自走着自己的方向。
二月中旬，法兰克福终于下了几场像样的雪。
这几场雪都不大，细碎的雪粒从灰白色的天空里落下来，积在地面上薄薄一层，踩上去咯吱响。到了中午气温升了一点，雪就开始化了，路面变得湿漉漉的，屋檐下滴着融水，滴滴答答的，像是这座城市的节奏被调慢了一档。
梁政屿等了整个冬天的雪终于来了，他每天下午从幼儿园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蹲在公寓门口那片小空地上用手把积雪拢成一堆。连续攒了三天，他终于堆了一个雪人，高度大概到他膝盖上面一点。他用从梁言旧大衣上拆下来的两颗黑色纽扣做了眼睛，又从冰箱里翻出半根胡萝卜安在正中间当鼻子，还找了两根形状差不多的树枝插在两侧当手臂。
他蹲在雪人面前看了好一会儿，站起来绕着它走了一圈，又蹲下来把歪了的胡萝卜扶正，然后叫梁言来看。
梁言走近他，看了看那个雪人，纽扣是歪的，手臂的粗细也不太一样，但他觉得挺好看的。
于是便说：“好看。”
梁政屿以为他敷衍，嘴巴翘得老高，说是因为雪太小了，堆不成动画片里演的那种大雪人，他能堆成这样就已经不错了。
梁言无奈，只能又夹着声音哄他：“爸爸说好看，那就是真的好看，爸爸什么时候能骗你？”
梁政屿半信半疑，又独自上前把自己的杰作调整了一番。
国内已经开始在放寒假了。
梁言这天去幼儿园接梁政屿的时候，跟老师聊了一会儿，说要给他请个长假，要带着他回国内过春节。
老师虽然很舍不得，但依然答应了，顺便提前祝福他们回国后的假期过得愉快。
梁言开始收拾回国的行李，三个箱子摊开在客厅地板上，衣物和一些回国需要用到的常用物品被陆续放进去，他在厨房里把用了一半的调料和干货重新包好装进袋子。梁政屿跟在他身后转来转去，一会儿拿起一本绘本问“这个要带吗”，一会儿又拿着自己拼好的乐高小汽车塞进箱子角落，梁言看到了说你可以大大方方地放进去，小家伙回头看了他一眼，得到首肯后，他又埋头继续往箱子里塞东西了。
订票那天晚上，梁言坐在书桌前翻着航班页面。回北京的机票有好几个时间段可选，他正在看哪个时间比较合适，喻音在他旁边坐了下来。她想了一下，开口说：“要不我们先不回北京？我想先绕一趟潼川。”
梁言在搜索页面上停了一下，转过头来看了她一眼，看到她说话时目光落在桌面一角，没有看着他。
他问了一句：“想回去祭拜一下父母？”
喻音点了点头，说过年了，她想回去看看，公墓那边她很久没有去过，父母原来住的那个房子也需要人回去通通风了。
梁言听完又转回屏幕，把搜索条件改了一下，重新查从法兰克福飞国内的航班中转方案。
他也没有再问别的，只是说了一句：“那让我来看看这个路线怎么飞会比较方便。”
机票订好之后梁言跟北京那边说了一声，莫女士在电话里听说他们要先绕去潼川，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应该的，你替我们也买几束花送去。”
梁言说知道了，挂电话之前莫女士又问了一句：“那除夕夜之前能到家吗？”
梁言应了一声：“肯定能。”
然后挂了电话。
出发那天法兰克福又下了一场小雪。他们提前到了机场，托运完了行李，在候机厅里坐了一会儿。
梁政屿靠在喻音身上看窗外的停机坪，雪落在跑道上很快就被吹散了，地面始终湿漉漉的。梁言坐在旁边翻了一下航班信息，确认登机口和时间都没有变动，然后收起手机，靠着椅背等了一会儿。
他想起来这还是他们去年八月底来法兰克福之后的第一次回国。
现在已经是新年里的二月中旬了，中间隔了将近六个月的时间。六个月放在这座城市的节奏里，好像不算太长，但回头想的时候，好像又做了不少事。
梁政屿也长高了很多，下半年就该满四岁了。
他坐了一会儿，听到广播开始登机的提示，旁边的梁政屿已经先站了起来，拉着喻音的手往登机口的方向拖。梁言站起来跟上，走在两个人后面一步远的位置，带着手提的行李包，随着他们一起走向登机口的队伍，他们从头等舱专用通道进去，一路沿着廊桥的方向进了机舱。
飞机的轰鸣声持续了十二个小时，他们吃了三顿航空餐，断断续续睡了两觉，醒来的时候梁政屿在飞机上接连看了两部动画片电影，才终于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