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长，你别开玩笑——”她试图找回那个轻松的语气，但声音已经出卖了她，带着一丝连她自己都能察觉到的干涩和慌乱。
“我没有开玩笑。”祁向离打断了她。他的声音不高，但很稳，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出口的，沉稳得像是在法庭上宣读一份判决书。
“观潮，我喜欢你。不是学长对学妹的喜欢，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喜欢。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
实验室里安静了几秒。
林观潮坐在椅子上，祁向离站在她面前，两个人之间隔着一杯正在变凉的热红茶。
她低着头，看着那杯红茶，液面平静如镜，映出她模糊的倒影。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一下一下，又快又重，像是有人在用力敲打一面鼓。
她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空气都开始变得凝滞，长到窗外的光线悄无声息地移动了一寸，长到祁向离的呼吸都不自觉地放轻了，像是在等待一场审判。
然后她抬起头来。她的表情已经恢复了平静，但那种平静里带着一种清晰的、不容置疑的决绝。那是一种她在实验室里面对失败数据时才会露出的表情，冷静、理性、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但我刚和谢柏舟分手不久，我现在不想开始任何新的感情。而且，”她停顿了一瞬，像是在斟酌接下来的措辞，“你和我之间，差距太大了。”
她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你是祁氏的总裁，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生。你对我的感觉，可能只是一时的新鲜感。项目结束了，合作终止了，你见不到我了，这种感觉自然就淡了。或者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长了，产生的一种错觉。人在长时间的共同工作中，很容易把默契和信任误认为是其他的东西。这在心理学上是有解释的。”
她顿了顿，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很深，像是要把实验室里所有的氧气都吸进肺里，然后她说出了那句话：“我们不合适。”
她说完了。她以为他会辩解，会反驳，会说“我不是一时兴起”之类的话。她甚至已经准备好了应对他辩解的台词。
她可以搬出更多的理由：他的家庭不会接受她，她的生活无法融入他的圈子，他们之间的差距不是靠努力就能填平的。她可以用理性的、坚不可摧的城墙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让他找不到任何可以攀爬的缝隙。
她不知道的是，祁向离从来没有想过要攀爬那面城墙。他想要的，不是翻墙而入，而是等那面城墙自己倒塌。或者，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从门口走进来。
但祁向离没有。
他站在那里，沉默了几秒。那几秒钟里，他的表情有过一瞬间的变化，像是有一片乌云掠过晴朗的天空，让他的眼底暗了一暗。
但那片乌云很快就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深沉、更加坚定的神色。
然后他开口了。他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但依然平稳，平稳得让人心惊。
“没关系。”
林观潮愣了一下：“什么？”
“我说，没关系。”祁向离看着她，目光里没有受挫的沮丧，没有被拒绝的难堪，只有一种平静的、近乎固执的坚定，“我可以等。等到你愿意为止。”
他的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得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被他接受的事实。那种平静里没有赌气的成分，没有故作洒脱的伪装，只有一种深沉的、近乎虔诚的决心。
林观潮看着他，他站在午后的阳光里，逆着光，脸上的表情有些看不真切，但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是在黑暗中燃烧的一簇火焰，无论多大的风都吹不灭。
她忽然觉得，自己可能低估了这个男人的固执程度。
事实证明，她确实低估了。
*
从那天以后，祁向离的追求变得更加明目张胆了。
“明目张胆”这个词不够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他不再费心去伪装了。以前他的好是藏着的，藏在“顺便”里，藏在“巧合”里，藏在“学长对学妹的关照”这个安全的外壳里。现在他把那层外壳剥掉了。
他不再满足于“恰好路过”和“顺便带一份”，他开始光明正大地送花、送礼物、接送她上下班、陪她加班。
他的方式依然很得体。
花不会送得太夸张，只是一小束新鲜的洋桔梗或白色的雏菊，插在她桌上的笔筒里，刚好能给灰白色的实验室增添一抹亮色。
礼物也不会太贵重，有时候是一本她随口提过想看的书，有时候是一盒她喜欢的那家甜品店的限量款蛋糕。
他不会在公共场合做出任何让她尴尬的举动，不会在她有同事在场的时候说任何暧昧的话。他依然是她得体的学长、合作的甲方、关心她的领导。
但一旦到了私下的场合，在她加班到深夜、实验室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在他送她回学校的路上，在周末她独自在图书馆自习、他“恰好”也出现在那里的时候。
他就会毫不掩饰地表达他的感情。
那天林观潮加班到晚上十点。
整栋实验楼已经空了，走廊里安静得只剩下她自己的脚步声。她走出实验楼大门的时候，冬夜的寒风迎面扑来，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
她缩了缩脖子，把围巾往上拉了拉，然后她看到了祁向离。
他的车停在门口，双闪灯在一明一灭地跳动。
他靠在车门上，穿着一件黑色的长款大衣，手里拿着一杯热奶茶，看到她出来，自然地递了过去：“温度刚好，可以喝。”
林观潮没有接。她站在那里，看着他，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学长，你不用每天都来送我。我可以自己回去。”
“我知道你可以自己回去。”祁向离说，依然举着那杯奶茶，手臂纹丝不动，“但我想送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林观潮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无奈，那种无奈像是积压了很久的水坝终于出现了裂缝，“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不合适。”
“哪里不合适？”他问。
“哪里都不合适。”
“那我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