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梭，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着。看到妈妈头上的银丝我想到了一句诗“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容颜与繁花双逝，直击岁月无情。
转眼间，我从小学升到初中。妈妈对我说：“碧华，你的成绩查了没有，知不知道分到哪个班级。那学校离家远不远？”“那成绩我查了，175分，分到初中六班排班级前20名。”我的心情心静如止水没有任何波澜。我对自己的考试成绩从来不抱希望，每次都留级。每次语文90多分数学60多分70分。妈妈说：“这每次都及格了为什么不让升级呀！”妈妈带着疑惑找老师。妈妈去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位老师对另外一位学生的家长说平均成绩不到85分不让升级。妈妈听到这些像泄了气的皮球不断叹息。
妈妈知道我的反应比别人慢，迟钝；也没说什么。理解不透听不懂，也没人教我。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视。在电视里我能学到好多的人生哲理，为人处事的态度。还有对学习知识的理解。是我人生中的一点曙光和升华。在闲暇的时候，我会坐在板凳上画我眼前所有的物品人物。邻居阿姨看到我画的画很逼真，说你画的这么好不如去进修一下。也只上了一个多月的美术课，没钱就没上了。也由于绘画的天赋老师把办黑板报的责任交给了我。
可是在初中这三年里有喜也有泪，我给老师的感觉就像那林黛玉弱不禁风。在初中的时候最喜欢我的老师，有语文老师，美术老师，英语老师。因为我这几门成绩都很好，只是初中算总分不算单科成绩。
初二时有个全市美术比赛，老师让同学积极踊跃报名参加，但是我没有参加的打算。美术老师看到我问我为什么不参加以我的能力肯定可以的；美术老师让我先试试水，给自己一个机会不留遗憾。我的这幅画只在家里花了一下午就交稿了。这幅画我起名为我的梦。我画的右下方画了一个小朋友，小朋友的身后画的是个教堂。小朋友坐在绿绿的草地上抬头看向天空。画的左上方我画的是男女两个小朋友手拉着手穿着睡衣在空中迎风飞翔。小女孩的粉红色的睡裙被风吹得鼓了起来。
然而，灰暗生活中并非没有一丝亮色。就在全市举办的中学生绘画比赛中意外地拿了一等奖。 当老师在全班面前宣布这个消息时，同学们投来惊讶和羡慕的目光，那一刻，我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我低着头走上讲台领取奖状，脸颊烫得厉害，心里却像有朵小花悄悄绽放。这是我黯淡学业中唯一能拿得出手的荣耀，它证明了我并非一无是处。我把那张轻飘飘却又沉甸甸的荣誉证书仔细收好，像藏起一颗珍贵的宝石，在无数个被数学题折磨得信心全无的夜晚，它是我唯一能触摸到的、属于自己的微光。
回想起来这段情景的时候仿佛就在昨天。在上美术课时沈老师说：“有好个消息要告诉大家。在这次绘画比赛中我们有同学获奖了！”同学们都在猜测到底是谁获奖了，有的同学直接让老师告诉他是谁获奖了。沈老师高兴地说：“就是我们班张碧华同学获得全市比赛的一等奖荣誉证书，大家欢迎！”
记得初二的段考那一次，我记错了考试时间，睡过头了。跑到考场只有三十分钟了。我先把作文写了，然后又写了选择题。这回吃亏的每道选择题都是错了一个标点符号选错。等一下把语文老师气的直接把我的家长叫到学校问什么原因一下跌了30分。我的成语文成绩一直都很稳定的，只有这次。到升初三时也是考题最难的一年，我的语文成绩考了85分，一直考第一名的学习委员都不相信我能考这么多分。她考了83分。可是语文老师特别高兴。但代数、几何那些密密麻麻的公式和图形，于我而言不啻于天书。它们在我眼前扭曲、跳跃，无法在脑海中形成任何有意义的图像。老师的讲解如同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模糊不清。我越听越茫然，越学越恐惧，成绩单上数学那一栏的分数，难看地刺眼。
但这份微光，不足以照亮前路。与此同时，父亲的赌瘾变本加厉，家里的经济状况愈发捉襟见肘。母亲的叹息声更重了，她眼下的乌青几乎从未消退过，像两团永不散去的阴云。她依旧在白班和夜班之间疲于奔命，像一只被不断抽打的陀螺，但挣来的钱似乎永远填不满那个无底洞。她变得更加沉默，有时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无力感和一种深切的愧疚。
暑假的第三个星期二，母亲将一本蓝色封面的册子放在我的书桌上。册子不厚，却透着几分庄重。我翻开一看，满纸皆是烟草机器的图解与操作流程，那些齿轮咬合的剖面图和电路走向让我一时茫然。
“烟草技工考试，”母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报名截止到明天，我给你报上了。”
我转过头，惊讶地望着母亲。她才四十出头，眼角却已爬满细纹，那些纹路里藏着在纺织厂二十年劳作的痕迹。
“妈，我才初二啊。”我小声抗议。
“试试总无妨，”母亲语气平静，“多一条路，总是好的。”
那本册子就这样搁在我暑假作业旁边，每日与我的数学题和英语单词为伴。我偶尔翻看，那些机器部件的名称古怪而生涩——滚筒筛、振槽、风分器、梗丝分离装置。它们于我，如同外星文字般难以理解。
考前一周，母亲带回一叠资料：“听说这次有三百多人报名。”
我正为一道几何证明题苦恼，头也不抬：“哦。”
“只招二十人。”母亲补充道，声音里有一丝难以察觉的紧绷。
我这才抬头，看见母亲站在门口，手里拎着刚买的菜，额上沁着汗珠。七月的阳光透过厨房窗户，在她身后形成一道光晕。我突然明白了什么——这考试对她而言，非同小可。
考试那日，我换上母亲为我新买的白色衬衫，她特地熨得平整无褶。“精神些，”她替我理了理衣领，“无论结果如何，体验一下总是好的。”这话不知是说给我听，还是说给她自己。
考场设在市职业技术学校。我乘公交抵达时，离入场还有半小时，校门外却已人山人海。考生年龄参差不齐，有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少年，也有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大家手里都拿着资料，有的还在临阵磨枪，嘴唇翕动默记着流程。
我捏着准考证，突然感到手心出汗。母亲没说错，这俨然是一场小型高考。
“这么多人...”我不禁喃喃自语。
身旁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接话：“听说录取比例十五比一呢。”他推了推眼镜，神情严肃得像是在宣布世界末日。
入场铃响时，人群如潮水般向校门涌去。我被人流推着前进，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考场——三楼第二教室。
监考老师是个高瘦的中年男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锐利如鹰。他站在门口，一丝不苟地检查每个考生的准考证和身份证。
“下一个。”他的声音平淡无波，仿佛已经重复了这个动作千百遍。
轮到我时，他仔细比对照片和真人，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片刻。我紧张得喉头发干，生怕被他看出什么不符合规定的地方。但他只是点点头，示意我进去。
教室里的电扇呼呼转着，却驱不散夏日的闷热。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时发现桌面上有用小刀刻出的一个齿轮图案，不知是哪届技校学生的作品。
发卷前，那位鹰眼老师站在讲台上宣读考场纪律，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一旦发现作弊行为，立即取消考试资格，并记入诚信档案，终身不得参加同类考试...”
他的话像锤子一样敲在每个考生心上。教室里静得能听到窗外梧桐树上的蝉鸣。
试卷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不仅有语文、政治、代数、几何，还有一整套机械原理题目。最后一大题赫然印着“烟草设备专业知识”，总分90分，几乎占了全部300分的三分之一。
我看着那些关于滚筒转速和风力输送的题目，暗自庆幸自己最后一周恶补了那本蓝色册子。母亲不知从哪弄来的往年真题，此刻竟派上了用场。
时间过半，教室里只剩下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突然，鹰眼老师的声音打破了寂静：“这位同学，请抬起头来。”
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动，齐刷刷望向教室后排。一个瘦小的女生正不知所措地抬起头，脸色煞白。
“请出示你的准考证和身份证。”老师走到他面前，语气冷峻。
女生手抖得厉害，在笔袋里翻找了好一会儿才掏出证件。老师接过证件，仔细端详后又盯着女生的脸看了许久。
“请你跟我出来一下。”老师的声音依然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女生踉跄着站起来，随老师走出教室。教室里顿时响起窃窃私语，几个考生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神。不一会儿，老师独自返回，在黑板上写下“作弊者一律严惩”六个大字，笔触凌厉如刀。
考试结束后，我听到走廊里的议论声。原来那个女生是替考的，准考证上的照片与她本人有细微差别，被鹰眼老师一眼识破。
“何苦呢，”一个女生小声说，“毁了两个考生的一辈子。”
我心里沉甸甸的，想起母亲常说的话：“人活一世，诚信最重。”那个下午，这句话有了具体的重量。
等待成绩的一周里，母亲只字未提考试的事，却每天都会早早回家，悄悄查看信箱。直到第七天傍晚，我终于听到她惊喜的呼声：“成绩单来了！”
我冲过去，看见母亲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她的手指微微发抖，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抽出里面的成绩单。
“270分！”母亲的声音因激动而尖细，“总分300，你考了270！”
我接过成绩单，仔细核对着各科成绩：语文62，政治58，代数53，几何47，专业知识90。那个惊人的高分让我自己都感到意外。
“进入第二轮了！”母亲指着下面的通知，“下周一体检和面试。”
那个周末，家里的气氛明显轻松了许多。母亲甚至哼起了小曲，那是她年轻时在烟厂工会学来的老歌。周日晚，她特意带我去买了一双新鞋——黑色小高跟鞋，鞋跟约莫三厘米。
“明天穿这个，”母亲说，“显得高些。”
我试穿时在镜前转了一圈，确实显得修长了些。但心底隐隐有些不安，因为我清楚自己的真实身高——一米四五，距离要求的一米六还差得远。
第二轮考核在市烟草局大楼进行。比起第一轮，这场面更加正式。通过笔试的五十名考生齐聚一堂，男女比例约莫七比三。我惊讶地发现女生竟不少，有个高挑的短发女孩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多少，却自信满满地与人交谈着。
体检在医务室进行，项目繁多：视力、色盲、血压、肺活量......最后是身高体重。
队伍缓慢前进，每当前面有人测量身高，后面的人都会不自觉地踮起脚试图提前看到结果。那个自信的短发女孩果然有一米六二，测量时下巴扬得更高了。也有几个女生面露忧色，不停地调整站姿，似乎想凭空拔高几厘米。
轮到我时，护士示意我脱鞋。我犹豫了一下，小声请求：“能穿着鞋量吗？”
护士摇头：“规定必须光脚。”
我磨蹭着脱下那双新买的高跟鞋，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不自觉地缩了缩脚趾。走到身高尺前，我深吸一口气，尽可能挺直腰板。
护士移动横板，压在我头顶：“一米四五。”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听到这个数字时我的心还是沉了下去。旁边的记录员抬头看了我一眼，笔下顿了顿。
“下一个。”
我机械地走到体重秤上，听到护士报出“四十公斤”，然后茫然地走下秤，差点忘了穿回鞋子。
面试环节，五个考官坐在长桌后。正中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后来才知道他是烟草局的资深工程师。鹰眼老师居然也在列，坐在最右侧。
问题大多关于机械原理和个人兴趣。轮到问我时，老工程师推了推眼镜：“为什么想来烟草局工作？”
我如实回答：“母亲说这是稳定工作，能学到技术。”
几个考官交换了眼神。鹰眼老师突然开口：“笔试成绩很不错，特别是专业知识部分。”
我惊讶地抬头，正好对上他的目光。那目光不再像考场时那般锐利，反而带着几分探究。
“喜欢机械设备吗？”他问。
我想起备考时那些渐渐变得有趣的图纸，点点头：“开始觉得难，后来发现挺有意思的。”
面试结束，所有考生被要求在走廊等候结果。那二十分钟仿佛比整个暑假还要漫长。最终，一个工作人员拿着名单出来开始念通过者的名字。
十个，二十个......名单念完，没有我。
人群逐渐散去，我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这时，鹰眼老师从会议室出来，看见我，走了过来。
“你的成绩很优秀，”他说着，叹了口气，“可惜身高差得有点多。”
我低下头，盯着自己擦得锃亮的新皮鞋。
“我穿了高跟鞋...”话一出口就觉得自己可笑极了。
老师居然笑了，虽然只是嘴角微微上扬：“看出来了。但规定是光脚测量，这是硬性标准。”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说实话，我想抬抬手。人才难得，特别是女孩子中对机械这么有悟性的更少。但......”他摇摇头，“差一厘米还好说，差十五厘米，我也无能为力。”
他说的每个字都像小锤子敲在我心上。忽然间，我为自己感到骄傲——270分，那是实打实的成绩。同时也感到深深的遗憾——那十五厘米，成了无法跨越的天堑。
“谢谢老师。”我向他鞠了一躬，真心实意。
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怎么跟母亲说这个结果。出乎意料的是，母亲听完沉默片刻，竟没有太多失望的表情。
“270分呢，”她重复着这个数字，像是品味着什么美味，“我女儿考了270分。”
那天晚上，母亲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排骨。饭桌上，她不时看着我，眼神复杂。等我吃完最后一口饭，她才缓缓开口：“是妈考虑不周。光想着机会好，忘了硬件条件。”
我摇摇头：“我学到了很多，那些知识......其实挺有趣的。”
母亲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是啊，270分呢。这个分数说明了很多。”
睡前，我把那双高跟鞋仔细收进鞋盒里。它们没能帮我增加身高，却让我体验了一次成长的滋味。
后来听说，那次最终录取的二十人中，有三人主动放弃了名额——包括那个替考事件中被替的考生，他的作弊行为被查实，终身不得参考。还有两个因为家庭原因选择了别的道路。
母亲不知从哪得知这个消息，回家告诉我时，眼神里有一闪而过的希望：“说不定会补录呢？”
我正对着初二暑假作业发愁，头也不抬：“妈，不可能啦。规定就是规定。”
那双高跟鞋我再也没穿过，但它一直放在我的衣柜里，提醒着我：真正的高度，从不在于物理的尺度，而在于心灵的维度。
初三临近，中考的压力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我知道，以我的成绩，尤其是数学，根本毫无希望。一种巨大的、令人绝望的预感和疲惫感攫住了我。
然而，精神上的胜利并未能阻挡身体的垮塌。就在中考前最关键的那个学期，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炎击倒了我。高烧、咳嗽、胸口剧痛…我被妈妈和奶奶搀扶着送进了医院。
急诊室里灯光惨白，充斥着消毒水冰冷刺鼻的味道。医生拿着听诊器在我胸前听了片刻，又看了看x光片，眉头紧紧锁在一起。
“肺炎，挺重的。肺部有明显感染阴影，必须立刻住院治疗。怎么来了这么晚才看病？”医生语气不容置疑，唰唰地开着住院单。母亲爱景的脸瞬间失了血色，嘴唇哆嗦着，声音细若游丝：“大夫…住…住院得…得多少钱？”
“先交五百块押金吧，多退少补。”医生头也没抬。
五百块！这个数字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母亲心上。她踉跄了一下，扶住了冰冷的墙壁。我看到她眼里闪过巨大的恐慌和难堪。父亲赌博后，家里早已一贫如洗，别说五百块，就是五十块拿出来都极其困难。
“妈…”我虚弱地喊了一声，心里充满了负罪感和绝望。心想如果我死了，妈妈就不会这样操劳了。
母亲猛地回过神，用力攥了攥我的手，她的手心冰凉全是汗。“碧华，别怕，没事，妈有办法。”她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对医生说：“大夫，您先开药，我们…我们这就去筹钱。”这是我特别心疼妈妈，如果我能离开这个世界彻底死掉就好了。也不会给妈妈带来这么多的不容易！
她让奶奶先照看我，自己匆匆跑出了医院。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只知道她回来时，眼眶红肿得厉害，头发也有些凌乱，但手里紧紧攥着一沓厚厚的、皱巴巴的钞票，有零有整。她几乎是扑到缴费窗口，颤抖着把那些还带着不同人体温的钱递了进去。
躺在白色的病床上，闻着刺鼻的消毒水味道，看着药液一滴一滴缓慢地输入静脉，我竟然感到一种奇怪的、病态般的解脱。窗外是同学们奋力拼搏、备战中考的春天，而我却在病房里，与自己的身体抗争。
后来我才知道，她几乎是跑遍了所有能开口的亲戚和邻居家，放下了所有的尊严和脸面，才勉强凑够了这救命的五百块。那一刻，我躺在病床上，看着输液管里一滴一滴落下的药液，心里没有病痛的折磨，只有一种啃噬心肺的酸楚和无力。我的这场病，几乎掏空了母亲最后的一丝气力。
这场病，让我名正言顺地、彻底地错过了中考。当我虚弱地走出医院大门，呼吸到第一口外面的空气时，我知道，我的学生时代，以一种如此仓促而又近乎荒诞的方式，提前画上了句点。
没有撕心裂肺的痛哭，也没有不甘的挣扎。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和一种深深的、无法言说的疲惫。像一场漫长而疲惫的跋涉，终于因为体力不支而倒在了终点线前，反而不用再去思考终点之后的方向。
母亲没有过多地责备我，她只是更加沉默，眼神里的忧虑更深了一层。父亲对此漠不关心，他的世界早已被牌桌占据。奶奶叹了口气，念叨着：“命啊，这都是命…”
就这样，我放弃了学业，不再高考。人生的道路，在此急转直下，拐上了一条谁也无法预料、布满荆棘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走下去的岔路。前方是茫茫的未知，而身后，那个本该充满朗朗读书声和绘画梦想的青春，已轰然关闭了大门。只有那张被仔细收藏的绘画一等奖证书，默默诉说着一段曾经可能存在的、另一种人生的微弱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