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栋梁明白了。
“舆论战。”他说，“他们要打舆论战。”
何胜利点头。
“周汉昌那边的人，不是要和我们在法庭上辩论证据。他们要在舆论场里制造怀疑——专案组的证据是伪造的，被逼死的钟方是被冤枉的，被抓的柳远和是被刑讯的。只要怀疑够多，真相就会被淹没。”
三个人沉默了。
窗外，雪越下越大。
“那我们怎么办？”田国富问。
吴栋梁开口了。
“两条线。”他说，“第一，柳远和翻供的事，立即启动内部核查。审讯全程有录音录像，有没有疲劳审讯、刑讯逼供，一查便知。查清楚了，公开回应，堵住他们的嘴。”
何胜利点头。
“第二，”吴栋梁继续说，“周汉昌那边，不能再拖了。柳远和翻供的消息一旦传出去，他就会更嚣张。必须在他反击之前，拿到决定性的证据。”
“什么证据？”
“王建平。”吴栋梁说，“周汉昌的妻弟。他交代的那两千四百万，是他个人收的，还是替周汉昌收的？如果是替周汉昌收的，钱去了哪里？有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周汉昌知情、授意、参与？”
田国富摇头：“王建平嘴很硬，一直说是自己收的，和周汉昌无关。”
“那就继续审。”吴栋梁说，“他老婆孩子都在国内，他的公司还在运营，他有太多软肋。”
何胜利看着他：“老吴，你在公安部办过那么多经济案，你应该知道——这种案件，最难的就是证明‘知情’。周汉昌这种级别的干部，不会亲手收钱，不会签字画押，所有操作都通过白手套。就算王建平交代了，周汉昌也可以说是他自作主张、与自己无关。”
吴栋梁沉默。
他知道何胜利说的是事实。
对付周汉昌这样的老狐狸，光靠外围证据不够。必须有一个人，能指证他直接参与、直接授意。
那个人是谁？
三个人都在想同一个问题。
窗外的雪，突然停了。
天空裂开一道缝隙，阳光刺破云层，照在积雪的屋顶上。
田国富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色微变。
“是刘培生。”他说。
吴栋梁和何胜利对视一眼。
田国富按下接听键。
“刘老。”
电话那头，刘培生的声音苍老而沉稳：“国富啊，我在四九城。有些话，想跟你聊聊。”
田国富沉默了一秒。
“您说。”
“钟正国同志的情况，你知道吗？”
“知道。”
“他快不行了。”刘培生的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医生说，可能就是这几天的事。他有个心愿，想见你一面。”
田国富握着手机的手，微微收紧。
“见我？”
“对。”刘培生说，“他说，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田国富没有立即回答。
他看向吴栋梁和何胜利。
吴栋梁轻轻点头。
何胜利也点头。
“刘老，”田国富说，“我明天飞四九城。”
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两点。
四九城，协和医院高干病房区。
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田国富走在厚实的地毯上，两侧的房门紧闭。每一个门后，都住着这个国家曾经或现在的重量级人物。
刘培生在电梯口等他。
八十三岁的老人，头发全白，拄着拐杖，但腰板依然挺直。
“国富。”他伸出手。
田国富握住他的手：“刘老。”
两人对视了几秒。
刘培生的目光很复杂。有审视，有感慨，有惋惜，还有一丝田国富读不懂的东西。
“他在里面等你。”刘培生松开手，“十五分钟。医生说，他撑不了多久。”
田国富点头。
他走向病房门口，推开门。
病房不大，二十平米左右，布置简洁。窗台上摆着一盆兰花，窗帘半掩，阳光斜斜地照进来。
床上，钟正国靠坐着，身上盖着白色的被子。
他瘦得脱了形。
三个月不见，那个曾经威严的中纪委副书记，已经变成一具骨架。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插着输液管的手枯瘦如柴。
但他的眼睛，依然明亮。
“国富。”他伸出手，声音沙哑，“来，坐。”
田国富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
两人对视。
四十年。从田国富刚进纪委系统，到钟正国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再到今天——一个躺在病床上等死，一个千里迢迢赶来听遗言。
时间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国富，”钟正国先开口，“钟方走了。你知道吗？”
田国富点头：“知道。”
“是我害了他。”钟正国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从小到大，我对他太严了。严到他不敢跟我说真话。他做错了事，不敢跟我说；他被人拉下水，不敢跟我说；他走投无路，还是不敢跟我说。他宁愿从十八楼跳下去，也不愿意跟我面对面说一句——爸，我错了。”
田国富没有说话。
“你知道他跳楼前，给我打过电话吗？”钟正国看着他。
田国富微微一怔。
“打过。凌晨三点。”钟正国说，“他说，爸，我对不起你。我说，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他说，以后你就知道了。然后就挂了。”
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
“我以为他是做了什么坏事，怕被我骂。我没想到……他是去死。”
病房里安静了很久。
钟正国闭上眼睛，又睁开。
“国富，我今天叫你来，是想求你一件事。”
田国富看着他。
“周汉昌的事，能不能……算了？”
田国富的瞳孔微微收缩。
“钟书记，”他的声音依然平稳，“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钟正国点头，“周汉昌有问题，有大问题。十二年前的那件事，是我帮他平的。那份调查报告，是我让改的。高速招标的事，我也知道，但我没管。因为他是我的老部下，是我的朋友，是我在汉东最信任的人。”
他喘了口气，继续说。
“我知道我错了。我这一辈子，办了无数案子，查了无数人。我以为自己是个好干部。到老了才发现——我包庇的人，比查办的人还多。”
田国富看着他，久久不语。
“钟书记，”他终于开口，“周汉昌的事，不是我能决定的。就算我能决定，我也不会放过他。28条人命，12年瞒报，几十亿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些都要有人负责。”
钟正国沉默。
“您让我算了，”田国富继续说，“那28个遇难矿工的家属，能算了吗？那些被周汉昌打压的干部，能算了吗？那些因为他而家破人亡的人，能算了吗？”
钟正国闭上眼睛。
良久，他睁开眼，看着田国富。
“国富，你父亲当年也是这样。”他说，“认死理，不转弯。所以他只能做到组织部副部长，不能再往上走。”
田国富笑了，笑容有些苦涩。
“钟书记，我父亲临死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儿子，咱家世代清白，不图当大官，只求对得起良心。’”
钟正国看着他，良久无语。
“好。”他终于说，“好。”
他伸出手，握住田国富的手。
那只手冰凉，枯瘦，没有力气。
“国富，谢谢你来看我。”他的声音越来越轻，“告诉你父亲一声……老钟，对不住他。”
田国富站起身，看着他。
钟正国的眼睛慢慢闭上了。
田国富转身，走向门口。
“国富。”钟正国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田国富停步，回头。
钟正国睁开眼，看着他。
“周汉昌的账本，”他说，“在他办公室保险柜的夹层里。密码是……我孙女的生日。”
田国富愣住了。
“这是我最后能做的事。”钟正国闭上眼睛，“替我告诉钟方……我这个父亲，对不起他。”
田国富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动。
窗外的阳光，慢慢移过地板。
十一月二十日，凌晨四点。
专案组指挥部灯火通明。
周汉昌的办公室被依法搜查。保险柜夹层里，找到了一本手写的账本，记录了十二年来他与各方利益往来的每一笔账——时间、地点、金额、经手人。
吴栋梁一页页翻着，面色凝重。
“这本账本，足够让周汉昌死十次。”他说。
何胜利站在他身边，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
“钟正国最后给的东西，比我们查了两个月都多。”
田国富没有说话。
他站在窗前，望着窗外。
天快亮了。
手机响了。
是刘培生。
“国富，”老人的声音很疲惫，“钟正国同志，今天凌晨三点二十分，走了。”
田国富闭上眼睛。
“我知道了。刘老，您保重。”
挂断电话，他转身看向吴栋梁和何胜利。
“钟正国走了。”
三个人沉默了很久。
窗外，第一缕晨光照进房间。
吴栋梁开口了。
“老田，你明天回汉东。周汉昌的案子，由中纪委正式立案。证据链完整，手续齐全，任何人都说不出什么。”
何胜利补充：“四九城这边，我来汇报。钟正国同志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最后提供了关键证据，算是……立功表现。组织上会考虑。”
吴栋梁的手机突然响了。
铃声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刺耳。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程度。
一种莫名的预感涌上心头。程度是京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也是祁同伟最信任的部下之一。自从祁同伟遇袭后，程度几乎天天守在医院，亲自负责安保工作。这个时间打来电话……
吴栋梁按下接听键。
“程度同志。”
“吴部长！”程度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激动得有些发颤，“祁书记醒了！”
吴栋梁握着手机的手猛地收紧。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祁书记醒了！刚才的事！”程度的语速快得像机关枪，“凌晨四点二十分，值班护士发现他睁开了眼睛，叫了医生过来。现在已经做了初步检查，意识清醒，能认出人，能简单说话！医生说这是奇迹，是医学奇迹！”
吴栋梁猛地站起身，椅子向后滑动，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
何胜利和田国富同时看向他。
“老吴，怎么了？”何胜利问。
吴栋梁没有回答，他握着手机，声音微微发颤：“程度，你再说一遍，详细说！”
“医生正在做全面检查，”程度说，“但初步判断，大脑功能基本正常，没有严重损伤。祁书记看到我，第一句话问的是——‘李杰抓到了吗？’”
吴栋梁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
“好，好，好！”他一连说了三个“好”，“你听着，全力保障医疗，加强安保，不许出任何差错。我们马上过来！”
挂断电话，他看向何胜利和田国富，眼眶有些发红。
“祁同伟同志，醒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三秒。
何胜利站起身，手撑在桌面上，久久没有说话。这位在纪检系统工作三十余年、见惯了生离死别的老将，此刻喉结滚动，竟有些失态。
田国富的反应最直接——他坐回椅子上，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抖动。
没有人说话。
但三个人都知道，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
从祁同伟遇袭那天起，汉东的案子就像压着一块巨石。他是受害者，是导火索，也是所有人心中的一根刺。专案组所有人都在等，等他醒来，等他能开口，等一个公道。
现在，他醒了。
“走。”吴栋梁抓起外套，“去医院。”
凌晨五点整，三辆黑色轿车驶入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院主楼还亮着灯，急诊室门口停着几辆救护车，一切如常。但住院部大楼顶层，气氛却完全不同——走廊里站满了人，有穿白大褂的医生，有穿警服的干警，还有几个穿便装的专案组成员。
程度站在病房门口，看到吴栋梁三人从电梯出来，快步迎上去。
“吴部长，何书记，田书记。”
“情况怎么样？”吴栋梁问。
“医生说，生命体征平稳，意识清醒，可以进行简短交流。”程度压低声音，“但他昏迷了将近二十天，身体非常虚弱，不能太累。医生建议每次探视不超过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