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姑姑说完那句话，院里的人都看向太子。
太子站在廊下，没有替那名老书吏辩解，也没有立刻命人拿他。他先问韩姑姑：“你见他时，在哪里？”
“长公主府西角门外。”
“何时？”
“圣旨用印前一个时辰。”
“他把竹筒交给谁？”
韩姑姑摇头。那天她隔着车帘，只看见老书吏把东西放进一辆送炭车。车夫戴斗笠，右腿跛，接过竹筒后没有进府，而是沿宫墙往北走。
这段证言能证明老书吏曾接触竹筒，却不能证明他参与绑人和纵火。
沈令仪让书吏把“看见”“推断”和“没有看清”分三行记下。韩姑姑不耐烦地问，一个人都差点烧死了，还要在这几个字上耗多久。
“正因为差点死人，才不能把另一个人随手填进罪名里。”沈令仪道。
太子派去东宫的人很快回来。老书吏名叫袁同礼，六十五岁，在东宫誊书房做了二十八年。今日午后，他以手腕旧疾为由告假，家中无人，桌上留着半碗没吃完的面。邻人说他走得很急，连每日要喂的灰雀都忘了添水。
听见袁姓，程素娘抬头。十五年前放籍信失火时，也有一个姓袁的老书吏失踪。那人左耳失聪，后来确认死在旧档房。两人并非同一个人，却在同一处做过事。
太子命人调誊书房当日轮值。暂停听证的圣旨一共誊了三份：正本送中书，副本留御前，另一份按例封入东宫备录。袁同礼只碰过东宫那份。他若从那张纸知道圣旨内容，消息最早也该在午后传出。
可三辆油车的差票，昨夜便写好了。
泄露圣旨草稿的人比袁同礼更早。那颗墨痣把所有人的眼睛引向他，也可能正是别人希望他们看见的东西。
裴砚舟从地上拾起箭手留下的纸捻。纸边有一层细细的灰白粉末，不像东宫常用的防虫雄黄。纪川闻过后说，是木匠给湿木吸潮用的蚌壳灰。
袁同礼家里没有木器作坊，誊书房也不用蚌壳灰。长公主府近来却在修一座水榭，木料终日铺灰防潮。
韩姑姑冷笑：“又绕回公主府了。”
“绕回来不等于停在这里。”沈令仪把纸捻装入小匣，“要查的是谁能同时碰到诏稿、东宫旧纸和公主府木料。”
太子忽然问：“袁同礼写字用哪只手？”
回报的内侍说，他幼时伤过右腕，平日以左手誊书。右手虎口的墨痣确实醒目，但他接竹筒时若有意遮掩，戴一只手套便够了。偏偏他什么也没遮。
沈令仪看向韩姑姑：“他可曾回头？”
“一次。”
“像不像在确认你看见了他？”
韩姑姑沉默下来。
纪川被抬回善堂暂住。医者不许当夜问话，他便用左手在床板上敲了两下，叫沈令仪看那块梁木。梁木背面的数字中，有一天刻痕比其余更深，旁边多了一个极小的墨点。
那一日正是袁同礼调入东宫的日子。
可数字显示，当天从焚衣院离开的人只有一名，袁同礼的官档却说他那时在南州服丧，从未进京。
太子看了许久，低声道：“他的履历也是补出来的。”
袁同礼可能是泄密者，也可能是又一个被空牌安放进宫的人。
夜里，东宫送来消息。灰雀笼底压着一张折成四方的纸，纸上没有诏稿，也没有供词，只有一句话：别来找我，先查写下“军机”二字的那支笔。
纸角沾着新鲜的蚌壳灰。
而御前今日用来批旨的笔，刚刚被人换走。
袁妻是在亥时被接到善堂的。
她没有先问丈夫犯了什么罪，只问灰雀有没有人照看。太子让人答已经添过水和谷，她才把一路攥着的帕子松开。帕中包着两枚磨平的旧铜钱，一枚刻袁，一枚什么也没有。
“成婚那日，他让我选。”袁妻说，“若有一天旧事找上门，我可以拿有字的去官府，也可以拿没字的告诉旁人，我什么都不知道。”
她当年选了有字的，却从未真正去查。袁同礼告诉她自己幼年逃荒，家人都死了，她相信了一半，也允许另一半留在门外。如今众人要追问旧名，她仍不愿当众听。
沈令仪让问话的人退到外院，只留下袁妻自己指定的女吏。太子也避开。他是袁同礼效力多年的主人，在场本身便会让“愿意”变得难分。
隔门传出的声音很轻。袁妻承认丈夫近月总在夜里磨一把小钥匙，还烧过两件旧中衣。他右腕疼时会换左手写字，墨痣却在右手，若有人只看那颗痣，反而认不出他真正的笔迹。
“他最近一次说起东宫，是何时？”女吏问。
“昨晚。他说殿下终于做了一件会害苦自己的事。”
“指拒绝密禅？”
“他没说。我问要不要劝，老袁说，劝一个人做明君很容易，替那些会因明君决定丢饭碗的人备米才难。”
袁同礼在床下留下二十两银，分给誊书房四名可能因停职断薪的杂役。这不能证明清白，却说明他预料到案子会落向东宫。
裴砚舟随后查到，袁同礼告假前借走了誊书房近半年的废纸登记。他没有借圣旨底稿，专挑领纸、退纸和碎纸数目。有人一直从废纸中挑走带东宫水印的整角，再送到冰窖、长公主府和白鹤庄，制造一条看似同源的路。
登记里每逢初七便少三张纸。
今日正是初七。
少掉的三张，一张出现在冰窖，一张裹过白玉笔，最后一张尚未出现。
袁妻听完，在门后说道：“他若真想让你们找那支笔，不会只留一句话。去看鸟笼的横木。他藏东西，总藏在活物碰不到、又能看见的地方。”
灰雀笼上层横木果然有一道新缝。缝中塞着一片细薄竹纸，上面是袁同礼临摹的三种“军机”写法。其中两种来自御前掌诏学士，第三种没有署名，只有一个奇怪习惯：写“机”字时，木字旁最后一捺总向内收。
太子认得。
那是皇帝年轻时受先师教导留下的笔势。后来登基，他刻意改得舒展，只有身体疲惫或心神不定时才会露出旧习。
圣旨草稿上，正是第三种写法。
所以草稿未必由旁人伪造。它可能真出自皇帝之手，只是皇帝如今不记得自己写过。
太子临走前命人把袁同礼的灰雀移到明处，却不换笼。鸟认旧笼，贸然换掉只会让它受惊。沈令仪看着那只不断啄横木的灰雀，忽然意识到袁同礼留下的每一条线索都在引他们看“谁写了字”，真正危险的也许是有人控制了皇帝何时落笔。
查案从“谁偷了诏稿”变成了更难的一问：谁在何时，让皇帝写下了他事后不愿承认、甚至无法记起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