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整我起身走圈。从一号机走到四十八号机，从大厅东头走到西头，一排六个灯全开着，亮得晃眼，机子们嗡嗡地喘，睡觉的客人翻了个身，咂咂嘴又睡死过去。走到后门口的时候，我停住了。
章程只说三点前后要起来走，没说不许开门。可周老板还有一句话，谁在门口喊都别出去，哪怕是他的声。这会儿外头没声，什么声都没有，连个喊我的由头都没有。我立在门后，手搭在门闩上，犹豫了好一阵子——按理说，骂完这一场，那老东西该消停了，我该回吧台继续看我的笔记、打我的盹。可我心里有个东西挠着，挠得我站不住。
它们太静了。
满巷子的乌鸦，打更的咔咔声，从我第一夜倒垃圾起就没断过，静成这样，本身就是一件不对头的事。
我把门闩拨开，推开一条缝，侧着耳朵听了听，再推开半扇，探出半个脑袋。
巷子里空的。
不是没瞅见的那种空，是干干净净的那种空。啤酒筐上空的，电线上空的，房檐上空的，墙头空的，连巷口那盏坏路灯的灯罩上都空的。几十只乌鸦，一只都不剩，像是有人趁我回屋这半个钟头，拎着个大笤帚，把这条巷子从头到尾扫了一遍，把黑的白的、蹲着的趴着的、打更的看戏的，全扫进了簸箕里，倒没了。
我往巷子里走了两步，站在当间，慢慢转了一圈。
这些天我习惯了倒个垃圾有几十对眼睛送，习惯了电线压得弯弯的，习惯了咔咔的打更声跟在我脚后跟。现在它们一夜之间全撤了，巷子里静得能听见我自己的出气声，那盏坏路灯隔几秒眨一下，眨眼的那一下，整条巷子黑得一丝光都不剩，我连自己的鞋都瞅不见。风从巷口进来，往常带的是羽毛腥气，今夜那股腥气淡得几乎闻不着了，就剩土腥和焦味，还有不知道从哪儿飘过来的一点点剩饭馊味。
太静了。静得跟这间屋子刚搬空了家具似的，四面墙都在，可你一进屋就知道，人走了。
我对着空巷子站了一会儿，说了句连自己都觉得没出息的话：油条还没给呢。
没人搭茬。连回音都懒得给我。
我退回店里，把门闩插好，插完又拽了拽，拽不动才撒手。回到吧台，我拿起笔，在账上又添了一行：第五夜，三点半。满巷子的乌鸦，一只不剩全走了。
写完我捏着笔想了半天，又在底下添了个问号。为什么走？因为那只老的说漏了嘴？可它是它们的头儿，它说漏了嘴，该走的是它一个，凭什么全巷子跟着连夜拔营？我想不通，把笔一撂，把笔记摸出来翻到空白页，又把这事儿记了一遍，记完盯着纸页看。笔记没显字，一个字都没显，它就那么安安静静地摊着，跟我爷爷生前一个样——该说的时候说，不该说的时候，你问破了天它也装聋。
天蒙蒙亮的时候，周老板来了。他推门进来，先扫了一眼大厅，再扫了一眼我，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瞬——我这一夜没合眼，脸上什么成色我自己知道。
走了。我说。
他往吧台后头走，照例先去摸他的账本，听我这么没头没尾的一句，手在账本上方停了停。
乌鸦。我说，昨夜全走了，一只没剩。三点半我开门看的，巷子空了。
他了一声，翻开账本，拧开笔，低头记他的账。我立在一旁等着，等他再问点什么——问怎么走的，问为什么走，哪怕问一句你招它们了。可他什么都没问，笔尖在纸上沙沙地走，记完昨天的流水，把笔帽一扣，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走了好。他说。
就这三个字，说完他拎着暖壶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袋豆浆两根油条，往吧台上一搁，自己拿了一根，咬了一口，嚼得慢条斯理。我瞅着那根油条，想起昨夜那只老的蹦起来喊油条！明儿！一根！——明儿到了，油条在这儿，它没了。
老板，我说，它讹了我一根油条，说今儿来取。
那你就搁着。他说，搁吧台底下，它来了自己拿。
它还能来？
他没答这句，把最后一口油条塞进嘴里，拍拍手上的渣，说了今儿最长的一句话：它说要来，就会来。它说的话，比我记的账还准。
这话说完他就去收拾大厅了，把歪倒的椅子一把把摆正，把客人丢下的饮料瓶归到门后的纸箱里，扫地的笤帚声一下一下，跟平常没有两样。我坐在吧台后头啃那根油条，啃得没滋没味，心里翻来覆去就一件事——一巷子乌鸦连夜走干净，在他看来不值一问，倒是那只老的放下的那句狠话，在他看来必兑。
这两个反应摆在一块儿，比乌鸦走路本身还让我心里没底。
那天白天我回去睡觉，睡得不踏实，醒了好几回，每回醒了都下意识地听窗外——住处在四楼，听不见后巷，可我总觉得该有点什么声音，咔咔的，或者扑棱棱的。什么都没有，就楼下早点摊收摊的动静，铁勺子刮锅，刮得人牙酸。
傍晚小胖的例行电话来了。我接起来，他那边先喂了两声，然后说：易哥，今儿记号没添没减，苇塘也没动静，老李头又拉我下棋，我输他两盘，他美得鼻涕泡都出来了，非要教我什么叫马后炮，我说胖爷我六岁就会，他不信，非说我蒙的——你说气人不气人？
气人。我说。
你那边呢？
挺好。我说。跟小胖聊了一些日常就挂了。
挂了电话我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爷爷到底在这省城里留过什么？
第六夜上班，巷子还是空的。我倒垃圾的时候特意站了一会儿，啤酒筐空着，电线直挺挺的，坏路灯眨着眼，什么都没回来。
邪门的是，这一夜我倒垃圾倒得比哪夜都慢。往常几十对眼睛盯着，我恨不得三秒钟倒完撒腿就跑；如今一双眼睛都没有了，我反倒一步三回头，总觉得这空是装出来的，是那些黑东西约好了藏进墙影里，憋着坏等我走到巷子当间再呼啦啦全扑下来。走到一半，坏路灯眨了，眼前黑了一瞬，我后脖颈子唰地麻了，钉在原地没敢动——那一下黑里，我分明听见房檐上头有一点动静，很轻，像是什么东西的爪子搭了搭瓦，又收回去。灯再亮的时候，房檐上还是空的，瓦楞上积的灰平平整整，连个爪印都没有。那位也没来——自打第三夜喊过我五声之后，它就再没动静，如今乌鸦一走，这条巷子干净得连一丝邪气都闻不着，就剩下盏坏灯、一阵风、几袋垃圾，和一个拎着垃圾桶发愣的我。
空落落的。我说不上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心里头像是叫人撤了岗，明明是松绑，却总觉得哪儿悬着。
第七夜，也就是隔了两晚，巷子照旧空着。
我照例在零点过后拎着垃圾桶出去，后巷的灯管在我头顶上发着那种病人似的嗡嗡声。倒完垃圾我往回走，走到啤酒筐那儿，习惯性地抬头瞅了一眼——空的。筐沿上落着层灰，这两天没人擦，也没人蹲。
我站那儿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这条巷子静得有点过分了。乌鸦走了，那位也不来，按理说该松口气，可我这一路提着的心就是落不下去。回到店里，我把这事儿记在账上：第七夜。巷子还是空的。它说搁着油条，它没来拿。
写完我把笔撂下，看着吧台底下那根用塑料袋包好的油条——周老板白天说的，搁着，它来了自己拿。油条搁了一天，又搁了一天，早就凉透了，油都凝在纸上，透着个黄印子。
我盯着那道黄印子看了半天，心里头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
它说会来的。周老板说它说的话比账还准。
可它已经两天没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