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红星医疗器械厂。
厂门口停着两辆黑色桑塔纳，车牌是税务局的公务车。
李卫国站在厂长办公室门口，脸色发青。他手里攥着一份通知书，指节都捏白了。
温文宁的车刚停下，他就小跑着迎了上来。
“温总，稽查组来了五个人，带队的姓赵，是市税务局稽查分局的副局长。他们说要驻场审查，先查三年的账。”
温文宁下车，拎着公文包，步子不快不慢。
“账本准备好了吗？”
“全搬出来了，三年的凭证、流水、报税单，摞在会议室里快到天花板了。”
“好。”
“可是温总，他们一来就要看银行对账单和原始发票，查得很细，我怕……”
“怕什么？”
“我怕有什么纰漏。”
温文宁停下脚步，看着他。
“李厂长，红星厂的账，是不是你做的？”
“是。”
“你做了几年？”
“从建厂就开始做。”
“做的时候，有没有偷过税，漏过税，做过假账？”
李卫国的脖子一梗。
“没有！每一笔都是实打实的！”
“那你怕什么？”
李卫国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温文宁绕过他，径直走进厂区。
会议室的门敞着。五个穿深色夹克的税务干部坐在长桌一侧，面前摆着账本和计算器。
带队的赵副局长四十出头，面相精明，见温文宁进来，站起身。
“请问您是？”
“温文宁，红星厂技术总顾问，同时也是厂务决策人。”
她放下公文包，在对面坐下。
“赵局长，欢迎来红星厂。需要什么材料，尽管开口。”
赵副局长打量了她几秒。
“温顾问，我们接到举报，说红星厂在1989年至1990年期间存在虚开发票和少报收入的情况。按照程序，我们需要对贵厂近三年的财务状况进行全面核查。”
“应该的。”
温文宁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一沓文件。
“这是红星厂1988年至1990年的全部纳税凭证原件，包括增值税发票存根联、银行代扣代缴记录和地税申报表。”
她又取出第二沓。
“这是军委后勤装备部的采购合同副本，上面标注了每笔订单的金额、交货时间和回款日期。合同金额与纳税申报金额可以逐笔对照。”
第三沓。
“这是红星厂的开户银行出具的三年资金流水证明，盖了银行公章。”
三沓文件整整齐齐地摆在赵副局长面前。
赵副局长的眼皮跳了一下。
他干了十几年税务稽查，被查单位能主动拿出这么齐全材料的，一只手数得过来。
“温顾问准备得很充分。”
“不是充分，是本来就有。红星厂每一笔进出账都有据可查，这不是为了应付检查，是建厂时就定下的规矩。”
赵副局长点了点头，招呼手下开始核对。
五个稽查员分头翻阅。会议室里只剩下翻纸页和按计算器的声音。
温文宁坐在椅子上，不催也不走。
两个小时后，一个年轻的稽查员抬起头。
“赵局，1989年第三季度的增值税申报表，有一处数字和银行流水对不上。”
赵副局长走过去看。
“流水显示这一笔入账是十二万三千六百元，申报表上报的是十二万五千九百元。多报了两千三百。”
温文宁开口。
“那笔是军委的第四批次采购款。签合同时约定总价十二万三千六百元，实际到款后我们按含税价十二万五千九百元全额申报，多缴部分是防止税务差额引起争议，主动上调的。”
她从文件里翻出一张内部审批单。
上面有李卫国的签字和财务章，备注栏写着：按含税价申报，避免税差纠纷。
稽查员看了看审批单，又看了看赵副局长。
赵副局长的表情有些微妙。
多报收入、多缴税款——这恐怕是他从业以来头一回遇到。
核查持续到下午四点。
五个稽查员把三年的账翻了个底朝天，该查的查了，该对的对了。
赵副局长合上最后一本凭证，摘下眼镜擦了擦。
“温顾问，经过初步核查，红星厂的纳税记录与财务凭证基本吻合。部分季度存在多缴情况，累计多缴金额约两万三千元。”
他顿了一下。
“举报不实。我们会如实向上级出具核查结论。”
温文宁站起身。
“谢谢赵局长，辛苦了。”
赵副局长点了点头，开始收拾文件。
温文宁走到门口，忽然停住。
赵副局长的办公桌上压着一摞文件。最底下露出半截纸的边角，是一份信件的复印件。
温文宁的视线扫过那半截纸。
信纸的右下角有几行字。字迹潦草，笔画歪斜，但有一个特征极其明显。
“温”字的最后一笔，往右拖出一个尖钩。
这个写法，温文宁在老家见过无数次。
那是刘红梅的字。
温文宁没有伸手去碰那份复印件。她转过身，若无其事地走出了会议室。
院子里，李卫国正在门口转圈。
“温总，怎么样？”
“举报不实，稽查组会出结论。”
李卫国一屁股坐在台阶上，长出一口气。
“吓死我了。三天没睡好觉。”
温文宁没理他，走到传达室，拿起电话拨了京城。
“霍渊。”
“在。”
“稽查组查完了，账没问题。但我在稽查组长桌上看到了一样东西。”
“什么？”
“一份匿名举报信的复印件。信上的笔迹，是刘红梅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你确定？”
“刘红梅写温字有个习惯，末笔往右拖钩。这个毛病跟了她一辈子。”
霍渊的声音沉下来。
“她不是被判了三年吗？”
“今年正好出来。”
温文宁握着话筒。
“这个女人，贼心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