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雾气还没散尽，木王山的寨门就打开了。队伍沿着山路依次而下，走在最前面的正是大当家，他换了一件干净的粗布褂子，腰间没有别枪，手里只捏着那根烟杆。身后跟着二百多人，有人背着卷好的铺盖，有人挎着布包，还有人手里提着一只老母鸡。二百多人的队伍在山脚下列队站定。
红二十三团已经派人在村口空地上设好了登记点，几张桌子一字排开，桌上放着纸笔和几本空白的登记簿。五名政工干部站在桌旁，等着队伍按照指定顺序依次排好，然后开始登记姓名、年龄、籍贯和上山前的职业。登记进行得有序而平稳，每登记完一人，便有人引导他到旁边领取一套灰布军装和一条绑腿，领取完毕后引导至另一侧排队等待进一步的分配和安排，在那里等着的人会按照下一步的编组指示依次行动，直到整支队伍被重新排列成新的序列，送往各自的分队。
大当家排在队伍前列。当他走到登记桌前时，负责登记的政工干部抬头看了他一眼，问了他的名字和年龄，在登记簿上写下几行字，然后抬头说：“你先到旁边稍等，等会儿有人带你去商洛学习。”他没有多问，点了一下头，走到旁边等着。几个头目也跟着他一起站在了等候区，有人把刚领到的军装放在膝盖上，低着头认真地比对着袖长。
有个汉子在领到军装后，当场就穿上了，对着水缸里的倒影照了照，扯了扯衣领，又低头看了看胸前的扣子，把他走回队列时沾在袖口上的一片草叶摘掉扔进路边的草丛。几个年轻人在旁边相互打量，有人把袖子卷了两圈，有人拍了拍肩膀上的褶皱，其中一个侧过头问旁边的人：“帽子是不是歪了？”旁边的人伸手帮他正了一下，又退后半步看了一眼：“现在正了。”在日晒和之前的折叠造成的临时形变恢复后，帽檐已经回到与眉骨平行的位置，不再向左右倾斜，与视线方向保持一致。
红二十三团派来的五名政工干部在登记结束后，与原来的几个头目碰了面。领头的一个干部说话时语气客气但明确：“木王山的队伍，从今天起编入红军序列，番号为宁陕游击支队。你们几个继续带原来的队伍，但部队的制度和纪律要按照红军的规矩来。”他看了一眼首领，“你带队去商洛学习三个月，回来之后另有任命。”
首领当即说道：“好。”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我这支烟杆能带吗？”政工干部看了他一眼：“能带。”首领没有再问，把那支烟杆别回腰间。
木王山下来的二百多人被重新编组为三个连，每连约七十人，配备了正副连长和指导员，原来的头目任副职，正职由红二十三团派出的干部担任。宁陕苏维埃政府也在同一天派人进驻寨子，将寨内的房屋和物资重新登记造册，纳入苏区统一管理，在寨门口挂上了一块新的木牌，上面写着“宁陕游击支队驻地”，钉牌子的战士敲了四下才把钉子全部钉实，然后用袖子擦了擦木牌表面的灰。
关于陕南山林武装处理工作的报告
呈：鄂豫陕中央分局、鄂豫陕军委、红八军团部
近日，我前往宁陕地区实地调研，发现一线部队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存在机械执行命令、未能结合具体情况进行灵活应对的情况。部分干部将贫困流民和因受压迫被迫上山的群众误列为打击对象，未能准确识别其社会根源，这种做法既不符合革命原则，也可能将原本可争取的力量推向对立面。
当前，鄂豫陕边区山林武装成分复杂。其中有的是被苛捐杂税、地主盘剥逼上绝路的贫苦群众；有的则与官府勾结、欺压百姓、血债累累。面对这一复杂局面，必须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剿灭，也不可一概收编。为此，特就山林武装处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供军委和分局讨论参考。
一、分清三类武装
第一类：贫苦被迫落草的群众武装
这类人出身贫农、佃户或手艺人，因天灾人祸、官府压迫、地主逼债而被迫上山。他们不残害百姓，不与官府勾结，甚至暗中接济穷苦乡邻。对这类武装，应视其为可以争取和改造的力量，以收编为主，着重教育引导，以促其早日转化为革命力量。
第二类：中间摇摆武装
这类武装与国民党官府时有摩擦，但又不时骚扰群众、勒索财物，立场摇摆不定。他们的政治态度不稳定，既可能走向革命，也可能倒向敌人。对这类武装，只可保持短期合作，通过外围接触和形势影响逐步转化，不宜直接编入红军主力。
第三类：惯匪及地主豪绅武装
这类武装长期受地主豪绅豢养，以烧杀抢掠为业，是国民党地方统治的帮凶。他们与百姓对立，与苏区为敌，与红军势不两立。对这类武装，必须坚决打击、彻底消灭，不得收编、不得留情。
二、准予收编的硬性条件
凡申请收编的山林武装，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项条件，缺一不可，公开拥护苏维埃政权，接受红军指挥调动，服从军事命令；
立即停止一切劫掠行为，禁止绑架勒索、扰民滋事，接受红军派出的政工干部，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教育，改造部队内部风气和官兵关系；
废除一切私刑和旧军阀习气，原头目不得继续以旧方式对待士兵，必须彻底破除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凡达不到上述条件者，只可与其订立临时互不侵犯协议，严禁直接编入红军序列。
三、收编后的改造要求
打散旧有建制，将收编人员分散编入地方部队或游击支队，不得保留原编成建制的独立队伍，防止形成私人武装；
严格甄别士兵成分，贫苦出身、无血债者留用；作恶多端、有民愤者，一律按苏维埃法律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统一收缴武器物资，所有枪支弹药、粮食布匹，由当地苏维埃政府及游击支队统一登记分配，原头目不得私藏、私分；
定期开展政治教育，深入宣讲土地革命纲领，讲清红军性质、纪律与宗旨，彻底纠正旧有土匪习气和封建思想。
四、重要警示
严禁为扩充数量盲目收编。历史教训证明，不加甄别、不加改造的收编，往往埋下隐患，易引发临阵叛变、反噬根据地等严重后果。各级干部必须高度警惕。
对愿意合作但不愿接受收编的队伍，可保持外部统战关系，但不得纳入红军编制，严防以“合作”之名保留独立武装。
一切关于收编、合作或剿灭的重大决定，必须上报军委审批，基层单位不得擅自做主，不得擅自行动，不得擅自变更政策。
山林武装问题的处理，事关根据地巩固、群众信任、部队纯洁。希望各级党委和指挥员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坚决执行，确保在错综复杂的陕南环境中，站稳脚跟、赢得人心，巩固好鄂豫陕根据地。
鄂豫陕军委主席周亦云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周亦云写完信，把笔搁下，等墨迹干透。他没有立刻封口，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也没有模糊之处，然后折好，装进信封，在封口处滴上蜡，盖上印章。他对等在门口的通信员说：“送商洛，交给政委。机密件，走专人。”警卫员接过信，敬了个礼，转身出门。
商洛指挥部里，曾中声坐在长条桌的主位，面前摊着周亦云从宁陕送来的那封信，他的目光扫过在座的人，语气平稳：“周亦云同志从宁陕发来的报告，大家都传阅一下。”
信封在长条桌两侧依次传递，会场安静了片刻，之后有省委的同志先开了口说道：“当前我军兵员缺口较大。山林武装可以建议尽快谈判收编，优先补充兵力应对当面敌情。”他停顿了一下，“改造工作可以延后，待战事结束后再开展。”
说完，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随后吴焕仙接过话头，语气平稳：“收编可以，但不分情况的收编，只会给根据地埋下隐患。该部人员成分复杂，虽有一部分被逼上山的贫苦群众，但主要头目有血债，过往有劫掠百姓的记录。如果完整保留原有建制，不派政工人员，旧习气就不会消除。一旦战事稍有不利，队伍就可能发生哗变。鄂豫皖时期就有这样的教训，不能重蹈覆辙。”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句话都落得很实：“一旦内部生乱，代价比外部敌军更大。”省委的同志没有立即回答，沉默片刻后说：“如果因为担心风险就放弃争取，那这些人枪就得不到利用。根据地当前面临的压力是现实存在的。”
会议室里又安静了片刻。一直没有开口的徐海栋接过话头，语气不高，却带着明显的谨慎：“前两次反围剿中，类似的情况并非没有发生过。收编之后临阵反水、杀害政工人员、裹挟队伍叛逃，这些都不是传闻，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内部生乱带来的危害，有时比正面敌军的进攻更难应对。”
曾中生的目光在众人之间缓缓扫过，他等了几秒钟，确认没有人要补充了，才开口说道：“各方意见都有道理。区分收编、分类处置，不搞一刀切。”
他转众人说道，“优先补充兵员，这个出发点是对的。”随后他说：“顾虑也有依据。鄂豫皖时期的教训不能忘。徐海栋的提醒是实战中得来的，必须重视。”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按照周亦云同志的报告所说，“第一，如果对方全盘接受我方条件——服从红军指挥、接纳政工干部、打散旧建制、停止劫掠、头目服从苏维埃管束，可以实施收编，逐步开展改造。第二，如果只愿意临时协同作战、拒绝接受改编，就订立临时合作协定，配合行动，不授予番号，不编入建制。第三，如果坚持旧有恶习、继续祸害群众、拒不接受约束，无论人枪多少，不予收编，必要时武力解决。”
“另外，我补充一点——严禁基层私自许诺番号、擅自收编。所有山林武装谈判、处置事宜，必须上报军部审批。”
很快表决通过，形成正式指示文件下发各军师团、各县游击支队，明确山林武装分类处置原则。